清“康熙十六年”铭紫砂残壶

福建邵武   方玉瑞

笔者收藏的这把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铭紫砂残壶（见图），源于闽北邵武古玩市场的地摊上，所见卖主为清晨刚从乡下赶车进城的农民。该残壶造型奇特，而且还有堆塑贴花工艺和晋唐笔风的年号刻款，虽然壶流与壶体相接的根部已裂断，仍觉得此器不凡，可以收藏。经询问卖主得知，该残壶和一“蛇皮袋”的明、清残缺碗、碟，均系在山上开荒种茶时所挖得，壶嘴在山上就挖断了。农民说，“好东西”已经被上门收古董的广东客买走了，剩下这些都是不大值钱的“垃圾货”。见这位农民卖主讲的地道实在，我便以平常听古董商“讲故事”的心态，掏出不多的钱买下。从这位乡民质朴老实，憨态可掬的言行和一大袋恐怕卖不出去的“底货”中，感到所言可能不虚。

该残壶经修补和清洗后发现，确实是一件难得的好东西，为康熙紫砂标准器，弥足珍贵，应该世代永宝之。该壶通高13.5厘米，口径7.5厘米。传统深紫泥制作，锻造的精巧致重，造型上高颈扁腹、曲流弯把，系仿造古代青铜器或金银器之壶式，高颈上堆塑贴花有四位老寿星，笑容可掬，生动逼真，为此壶巧作增色不少。此类堆塑贴花装饰，明代中期即已有之，但较为简单。壶的扁腹上由右向左横刻有“康熙十六年”铭文，刀法挺劲老辣，大有古代晋唐书法之风，恐非凡人所书刻。壶盖高深，通高7厘米，壶内含有盖口沿深3.5厘米，盖内口沿上由右向左横刻有楷书“大清两江总督珍品”，八个字，字迹深竣瘦劲，应系刻陶高手所书刻。此类壶盖内沿刻款署铭的手法，与南京博物院所藏“明代时大彬调砂提梁大壶”盖内口沿刻“大彬”款何其相似。壶底内凹，直径4.8厘米，中间有楷隶长方印款（1.2×1.8厘米），阳文署“八三老人邵盘珍制”。据署款推算，邵盘珍老人应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又据韩其楼编著《紫砂壶全书》载：附录四《名家名壶款式举要》，邵盘珍：有鼓腹孟臣小壶之作，署“八三老人邵盘珍制”楷隶长方印款。此壶壶底署款与韩著所述完全相同，故应推断为明末清初紫砂制壶名家邵盘珍老人于康熙十六年，为清朝两江总督府所定制的官用珍品。当时亦称“珍品”，如今虽已残破，但***的康熙紫砂壶已属凤毛麟角，署官号年款的更是极为罕见。当时名家巧匠的艺术品，毕智穷工，技艺辉煌，在清代就已极为珍贵，所谓“寸柄之壶，盈握之杯，往往珍同拱壁，贵如珠玉。”故此壶虽已残破，但身价应因出生官府名门，而高贵不菲，极具其历史考古价值、文物研究价值和紫砂鉴古标型学价值。它因一具明确的制作纪年；二有作者所署名款；三有使用者名款；四有准确出土地点；五其造型精整端庄、格调高古、韵致清绝。确实应成为珍贵的康熙紫砂古壶标准器和紫砂壶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古陶瓷鉴定近些年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成绩斐然。但紫砂古器的鉴定工作却正如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中所述“十分困难”。究其原因：一是作为鉴定标准器的明代各大家的紫砂壶，极大部分是仿品、赝品、臆造品，多为新壶仿刻名家阴文款作旧而成；二是明、清本来不多的紫砂名家人已谢世，署款印章犹在，可世世代代署嵌宝用之，故有三代同一章之事实；三是师傅带徒弟的传艺形式使得许多名壶“似曾相识”，后造伪品越仿越真，真赝极为难辨，以致供春古壶尚有鉴别之非议。四是至目前为止，尚无不是人为的、高科技的，完全客观公正的，科学准确的鉴定方法。以致许多收藏大家及壶嗜，欲收名壶珍品，恐入险机无限，故望而却步，往往罢好断嗜。

笔者好壶成嗜，多年来，为研究紫砂古壶的鉴辨真赝之道，利用工作之外的暇闲之余，饱览及研读了古涩难懂的桑行之编著的《说陶》和《中国陶瓷史》等宏篇巨著，以及诸多的壶史、壶系、壶赋；陶说、陶录、匋雅；图谱、图录、图考；精萃、珍赏、全书、指南等等，所得心经为：紫砂鉴古，极其艰难，实为“千年古月照今人”，古今难辨、难鉴、难分矣。但多年呕心沥血，亦有所得，领悟收藏紫砂古壶真品（珍品）应有“十要”：1、形状要古；2、壶体要重；3、颜色要紫；4、表皮要润；5、做工要整；6、壶盖要严；7、出水要畅；8、流孔要单；9、款识要规；10、署铭要阳。以上笔者网罗纂辑之“要诀”，只因所学不真不精，多为讹传臆说，实不可全信。只期抛砖引玉，藉此引起壶嗜同好，抛弃道听图说之讹传，走出瞽者探象之迷津，共图探索紫砂鉴古之要道。

元青花瓷日用器皿民间***不少

   ——兼谈元青花瓷“芦雁纹”高圈足碗

福建邵武   方玉瑞

自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在2005年拍出天价后，元青花的收藏、研究、鉴定、拍卖问题再次成为我国古陶瓷界学术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仅2006年10月中旬至年底间，国内就在景德镇、上海、广州举办了三次大型元青花研讨活动。据媒体报道，参加活动的有众多的海内外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拍卖业主、新闻媒体及民间收藏者，其“赶场”程度真可谓趋之若骛。研讨会上有众多各式各样的“元青花”实物亮相；备受关注的“元代瓷器鉴定标准（88条试行稿）”公开征求意见；更令人感动的是有人在众多专家学者面前，当场摔碎价值千万元的“元青花大罐”，用以证实民间收藏元青花有真（珍）品的事实所在，其悲愤之举令人可敬、可叹。

笔者业余热心于收藏、研究中国古陶瓷二十余年，因身居闽北山区的富屯溪畔，而辟有“富屯宝斋”研究小屋，共藏有历代古陶瓷器（主要为碎片标本）600余件，写有研究心得拙作近200篇，并先后加入中国古陶瓷研究学（协）会和中国收藏家协会，自号“富屯山人”，其劣迹已收入《中华收藏名家大典》。鉴于上述元青花热潮，笔者作为业余的“民间收藏者”，又身处穷乡僻壤，信息闭塞，收藏古陶瓷仅限于业余爱好，用以修身、养性、贻神、娱乐，绝无营利之目的。面对如此重大的元青花研讨课题，笔者自知为“一蚊负山”，谈标准、搞定论、辨真伪是文物界很专业的事，现应由国家级文博专家来做，本不敢说点什么，但面对作为国家文博教材的权威著述《中国陶瓷》（修订本）第457页载：“在国内还未发现有典型元青花的碗、盘之类的日用器皿”的论断；以及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关于“元青花瓷的总数大致在300件左右”模糊不清的推论；还有众多民间收藏者节衣缩食、不惜重金收藏有众多元青花，而得不到权威机构专家鉴定认可的事实，笔者出于良心自责，只想借助于贵报（刊）的一小角，说一句实话、真话、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话，那就是：“元青花瓷日用器皿民间***不少，民间遗存数量相当可观！！！”

事实胜于雄辩。笔者多年来出于对祖国青花瓷的情有独衷，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及财力去收藏研究，在“富屯宝斋”所藏百余件青花瓷中（含碎片标本），根据现行权威的鉴定辞典、著述、图录及指南，经过笔者多年潜心的比照、分辨、甄别、断代，至今仍有数十件青花瓷碗无法确切断代。这些青花瓷碗全为平民百姓生活的日用器皿，根据其造型、纹饰、胎釉、款识、制作工艺等特征判断，绝对不是明、清的青花瓷器，就连“元末明初”的洪武瓷也靠不上线。那么，又可能是哪个朝代的青花瓷呢？是唐？是宋？不大可能。这些青花瓷碗的基本造型为：敞口、斜直腹、高圈足、胎质厚重、纹饰简单、釉色青白、青花偏灰、碗内涩圈露胎、圈足内露胎或刷有釉斑。笔者确认，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元青花瓷日用器皿”（见图）。这件“元青花瓷芦雁纹高圈足碗”，高7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6.8厘米。圈足内壁呈自上而下往外斜撇形式，圈足内见透明釉刷痕。其特征与上述青花碗特征完全相同，也明显具有元瓷的普遍风格。经笔者考证，该碗外壁青花描绘两组纹饰图案为典型的“芦雁纹”，宋代即已流行，元代芦雁纹与后世明、清的同类纹饰有别，其特点为一飞雁口衔芦苇（见图中雁长嘴的细部），应称为“雁衔芦”更为贴切，该纹饰图案系摹拟元代军官服装上的胸背花纹而成。有青花、釉里红等品种。（参见余继明、杨寅宗主编《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第73页）。

众所周知，青花瓷创烧于唐代，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陕西乾县郑仁泰墓（七世纪后期）出土有白釉青花盖罐，比波斯早两个世纪。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蓝彩罐确定为唐青花。1975年南京发掘的青花枕片和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20多片青花碗片，经科学测试确定为唐青花，起源于河南巩县。宋青花瓷确定标准物为“两件碗及21块碎片”。青花碗为敞口、唇外卷、壁斜直、高圈足，为1957年浙江龙泉和绍兴塔基出土，青花纹饰简单、色泽灰蓝偏黑，为浙江江山窑产品。宋青花出土的其他信息，大多经确定后断为明初器物。正如我国陶瓷界老前辈冯先铭先生所述：“早期青花瓷的鉴别，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结论还有待于今后研究来解决”。

笔者在早年收藏的青花瓷器中有一件省油灯碗，曾经根据瓷器年代、青花起源、灯碗器型、青花色泽、碗底款识等特征综合分析判断，最后确定为宋青花，并撰文《宋青花瓷省油灯碗》，斗胆向权威报刊《中国文物报》投稿，该报责编王征先生当时确有过人胆识和学术包容的风范，用近三分之一版面全文刊登于2001年9月12日《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第35期）”第5版“陶瓷”专版。本想借此就宋青花瓷的鉴定、断代、判窑口请教于专家学者，但五年多过去了，既无赞同者，亦无反对者，后来笔者也写了几篇研究元青花的拙作，但一些报刊慑于权威，未敢发表。看来早期青花瓷鉴定是个不小的难题，真可谓“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要想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公允认可，实属不易。

晋代越窑狮形烛台辨赏

福建邵武  方玉瑞

    笔者在工作之余，喜收藏、研究、辨赏古陶瓷，早年在邵武乡下偶收得一古瓷，竟不知为何物，如何称谓?做甚用途?且此古瓷体形较小、面目狰狞，无法辨赏，就一藏了之。近年来，古瓷鉴赏之类的工具书面市较多，笔者亦加入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组织，受益匪浅。经多方查阅资料和与瓷友交流切磋，方以得知此古瓷可断为西晋越窑狮形烛台(见图一)。

    该器做成一只缩颈屈足作蹲伏状的威武狮子，正面仰首龇牙，双目怒睁，背面束腰，上小下大，为标准的葫芦型。身上不划卧伏状狮形烛台特有的双翼与羽毛，下腹部饰两条卷毛纹与双圆圈状放射纹，其余部份刻划斜竖纹。狮子左边五爪扶膝，右爪上握一物状，头顶双耳中间安一圆型短管，与腹腔通，用以插烛照明。全器高8厘米，插管口径2.5厘米，最大腹径7.2厘米。底足无釉露胎，微内凹，胎色作深灰色，胎釉交接处有窑火红线斑(见图二)。瓷胎外施满青釉、釉层厚润均匀，釉作青灰色，整器较为厚重。

    狮子常被人们美誉为“百兽之王”、“佛之所乘”，据《后汉书》记载，汉通西域后，为西域月氏、安息所献。中国出土最早的陶狮子是于1995年高邮师范学校的基建工地，据出土五铢钱断代，当为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

    瓷烛台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东吴时有卧羊形烛台，背有烛扦管。至西晋时，越窑瓷器造型的时尚是把许多器物做成动物的样子，如羊形、狮形烛台、熊灯、鸟杯和蛙盂等。据由冯先铭先生主编、国家文物局 1993年7月出版的文物教材《中国陶瓷》记载，西晋时，越窑出现扁壶、鸡首壶、尊、狮形烛台等新产品，是六朝时期花式品种最丰富的时期，而晋代比较突出的器型有鸟首壶、狮形烛台和火盆等。

    狮形烛台产于西晋越窑已被许多古瓷专家所认定。但在江西则出现于东晋，时间比越窑晚，形状从越窑的卧伏状变为蹲伏状，胎呈灰白色，釉以米黄色为主，普遍开冰裂纹，脱釉现象严重，与笔者收藏的西晋越窑狮形烛台完全不同。狮形烛台在东晋时仍有少量出土发现，但都比较粗糙，多为仿西晋越窑制品，窑口和胎、釉也不尽相同，并且普遍采用褐彩装饰，东晋晚期出现莲瓣纹。南朝时在福建等地流行双管、四管、莲花形烛台；浙江绍兴南朝墓出土一狮形架座烛台，狮首左顾，尾上翘、四肢伏地、背上负一方座，座上又置长方形横梁，梁上有三个烛管，已完全没有西晋越窑狮形烛台优美的造型和厚润匀净的釉色。由此说明，卧伏状背上负单管烛插的青釉狮形烛台和蹲伏状头顶负单管烛插的青釉狮形烛台只流行于两晋(西晋  公元265--316年、 东晋公元317--420年)的155年之间。

    由余继明、杨寅宗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载：“狮形器，盛行于西晋时期，以越窑青瓷制品为常见，作卧伏状，也有站立的”，“西晋以后较为少见”。陈德富著《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第49页载：“烛台：三国时多羊形、西晋多狮形、东晋以后少见”。关于西晋狮形烛台的底足问题，由赵丛苍主编、小鹿编著的中国文物序列《古代瓷器》第192 页记载：“笔者曾在考古工作中洗净新出土的西晋青瓷品，它们的底足露胎部分竟灰白如新”。综上所述晋代古瓷的特征和要点，笔者收藏的青釉狮形烛台应为西晋越窑之物，其深灰色胎、青灰色釉、釉层厚润均匀、内壁露胎不上釉、底足露胎内凹、胎色深灰厚重等特征与西晋越窑瓷器完全相符。

    邵武地处福建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具有1700多年的建城历史，曾为福建八府之一。据出土文物考证，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古越族人定居。西汉初期，闽越王无诸曾在此建立“乌阪城”。三国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首置“昭武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改称邵武县。邵武作为闽北重镇、 外省入闽要道，是古代福建沟通中原文化的走廊，邵武境内已经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就有100多处、古窑址10余处、历代古墓葬多处，市博物馆馆藏的历代文物达2000余件。因此，在邵武出现西晋越窑狮形烛台等晋代文物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青釉狮形烛台的称谓问题，目前各种文物考古工具书及鉴赏图录的称法非常混乱，以往被误称为“水注”，后又有“青釉辟邪”、“青釉骑兽器”、“人骑兽形烛台”、“辟邪型烛台”、“狮型器”，“神兽尊”等等多种称法，笔者以为，应以整体器型和主要用途作为确定古瓷名称的标准，如羊形烛台、熊形灯、鸟形杯、蛙形盂等，比较贴切、准确。而青釉狮形烛台的称谓还是以冯先铭先生主编、国家文物局出版的正式文物教材《中国陶瓷》中的“狮形烛台”为准。

    笔者初学识瓷、辨瓷、赏瓷，“走眼”、谬误在所难免，草此拙作，以求教于各位古瓷专家、指导老师和瓷友们。

    参考资料目录：

    ①冯先铭主编  国家文物局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陶瓷》

    ②国家文物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

    ③中国硅酸盐学会编  文物出版社《中国陶瓷史》

    ④余继明、杨寅宗主编  新华出版社《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

    ⑤赵丛苍主编、小鹿编著  中国书店《古代瓷器》

    ⑥陈德富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

    ⑦朱裕平著  学林出版社  收藏指南丛书《陶瓷》。

 文革瓷塑：样榜戏《白毛女》笔                  筒                         &n
……